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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很快明确了争夺大陆以外华人“思想和情感”的政治目标。
一方面，美国相当一部分精英认为，中共政权是不能长久的。因此美国官私机构要为一个“自由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准备，包括人才储备和领导干部储备。另一方面，中共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又不容忽视。
1、对华人青年的宣传
美国驻亚洲当地机构普遍认为，共产党正不断争取大陆之外的华人，使用更多的资金，发起更多更大规模的项目。而在针对海外华人的所有活动中，“中共最感兴趣的是赢得青年一代，是控制学校和教育”。
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访问亚洲返美后，特别强调了一个因素，即虽然共产党当前很难赢得年长者——他们背后有成百上千年的传统和文化根基，但他们争取青年人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
尼克松的想法在美国驻亚洲当地官员中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亚洲青年一代，即学生与青年“白领”群体，很容易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通常对目前的生活状态不满。由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他们或许会相信共产主义革命是带来社会公正与经济平等的最有效方式。无论如何，美国认为“中共对学龄海外华人的教化战役，是我们真正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亚洲华人学生和青年问题得到美国决策高层的关注，陆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出台，涉及统合所有力量争取华人学生的各种举措。其中，1953年11月由艾森豪威尔批准的NSC146/2号文件，直接指明要赢得海外华人社区的“同情和支持”。
1954-1955年间，东南亚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行动震动了整个东南亚，提高了中国大陆在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地位。美国内部情报评估认为，日内瓦会议后，青年问题更趋严峻，“共产党对青年人的号召力空前加强”，日内瓦会议进一步表明“共产主义中国力量和地位的增强”。
随之而来的一个后果是：共产主义对海外华人青年的影响力亦不断增强，东南亚赴华学习的学生人数再度高涨。与此同时，“共产党渗入华人学校和组织，并试图控制媒体，这一直是中共渗透东南亚华人的基本策略”。
自1954年年中起，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负责国家安全政策协调与执行工作的“行动协调委员会”特别指示其下属几个工作小组就“华人学生赴中国学习之负面影响及反击策略”展开研究。
1955年1月28日，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准了名为“海外华人学生”项目的行动计划，各项教育和文化活动进一步铺展开来。美国新闻署、国务院、援外事务管理署均采取新的措施增强针对华人青年的文化冷战活动。
美国新闻署致力于用多种媒介向华人青年进行宣传，“诋毁红色中国，宣扬自由中国的成就”；主动为华人学校提供教材，以替代共产党提供的教材：鉴于华人青年中文水平偏低的状况，启动中文书籍项目，试图用通俗易懂的小说来排挤掉有关意识形态的严肃著作。援外事务管理署则为海外学生赴台湾学习提供经费；为台湾扩充教育设施投入资金；并通过资助台湾大学与美国大学订立合作协议，来“提升‘自由中国’教育项目的知名度”。
美国国际合作署负责的“海外华人教育项目”，主要包括：
(1)教科书项目；(2)参考资料；(3)函授课程；(4)无线广播，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5)教师培训，选送中小学教师到台湾接受培训，培训的目标并非改善其教学技能，而是加强这些教师的反共信念；(6)会议。
1958财年，美国对“海外华人教育项目”的资助达到19.1万美元。1959财年的预算约为19万美元。
如何影响华人学生和青年人群体，亚洲基金会想了许多办法。例如发行杂志，由学生负责编辑，但由一个顾问委员会监督。再如，在香港中文书院中，鼓励开设“翻译经典”的课程。如果杂志采用了这些翻译，学生还可以获得稿酬。资助人文学科的教授就文化主题，如中国历史、哲学，进行演讲也是亚洲基金会喜欢的方式。
在考察香港“民主中国青年联合会”的成员资格时，亚洲基金会的评价是：他们并非战后时期有着典型“中国特征”的、头脑发热、暴躁、过度狂热的学生；他们平静而勤奋地追求他们信仰的民主和自由原则。
西雅图奖学金项目在遴选候选人时，其标准是：经济上有困难，符合一定的学术标准，具有“民主意识”本质的青年学生。
可见盈利网，美国针对华人青年学生的项目，政治性都非常强。
2、南洋大学事件
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高等教育异常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北美、西欧，甚至东欧相比，亚洲高校学生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性。亚洲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一旦受过高等教育，就会更为迅速地成为社会精英。
例如，国立首尔大学校长在接受采访时曾感慨地说：前几日有新闻报道，一位22岁的青年人在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后成了法官。而在美国，一个人必须毕业于文理学院，接受至少3年的法律专业教育，通过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以学徒的身份经过5-6年的司法实践，成为一个独立的律师，然后才有可能被任命为法官。
换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整个社会教育基础较差，亚洲高校学生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承担重要职务，掌握社会资源。
这一时期引发美国政府关注的还有马来亚等地的华校学生运动。关于这次华校学运的来龙去脉，应该说，这次学运与共产主义关联不大，主要是学生反抗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以及华校的不公正待遇。但对美国政府来说，学运无疑是共产主义对华校成功渗透的生动案例。
对这场持续数年的华人学生运动，美国政府的评价是英殖民政府的应对不力，“驻新加坡的英国总督一退再退，以至于鼓励了学生的进一步行动”。在美国看来，“坚定地，甚至是无情地处理学生暴力行动是必要的”。
美国由此判断“英国迄今仍没有一个反击共产主义颠覆的充分计划”，从“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出发，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东南亚反击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大学事件”（或称“林语堂事件”）发生了。
1954年5月，在华人世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林语堂被聘任为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众所周知林语堂的亲蒋反共立场曾使美国政府对此任命大为高兴。
美驻新加坡领事威廉·安德森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期待“亲台、亲西方的林语堂将…引导那些（正被共产主义间谍引向歧途的)中学毕业生接受自由世界思想”。
美国决策层也因此将南洋大学定性为一所“追求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华人大学而加以扶持和支持。
事实上，“行动协调委员会”曾指令国务院设立一个特殊的针对海外华人的本科奖学金项目，“专门给已经完成两年学业的南洋大学或其他东南亚学术机构的学生”。
然而，林语堂正式履职未久即与陈六使等学校董事会成员闹翻，进而于1955年4月辞职。林语堂辞职的原因暂且不论，但其辞职后，应美国新闻处官员的要求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北京指挥下的恐怖主义摧毁了南洋大学”，则在华人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美国政府完全采纳了林语堂的说法，认为“南洋大学一案是中共操纵海外华人的显著例子”，共产主义渗透进了大学的行政委员会，并最终驱逐了学校的反共成员，并迫使其离开新加坡。
“南洋大学事件”影响了美国政府一直考虑当中的有关东南亚华人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
早在1954年年中，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东南亚学生赴华求学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两个建议：一是“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设一所非共产主义大学以吸引华人”；二是加强台湾的教育设施，以便容纳更多的华人学生。
10月，“行动协调委员会”下属NSC146/2工作小组与NSC5405工作小组召开联席会议，专门就海外华人学生问题进行讨论。除了上述关于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设一所大学的建议外，另有人提出应当“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所亚洲大学，以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华人学生”。
其后数月间，美国政府各机构就华人高等教育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总体来看，援外事务管理局认为“东南亚国家不会欢迎在其境内成立华人（教育）机构。
因此，最好的解决途径或许是在台湾为寻求汉语教育的学生提供机会”。美国国务院则认为盈利网，在台湾的教育设施已经扩大，“这个秋天就能容纳另外的1300-1500名学生”，然而，“在扩大台湾教育设施方面能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
3、“亚洲大学”的流产
1955年1月28日，“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准了题为“海外华人学生”的文件以及文件中所列各种行动计划。
根据文件文本：
(1)美国不再强调当前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要建立一所非共产主义大学，而是主张要“与适当的东南亚国家政府协商海外华人的大学教育问题…为其提供满足需要的教育设施和课程表；努力克服华人少数族裔及侨居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差距，最终目的是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建立一所对华人有吸引力的非共产主义大学”。(2)立刻着手就建立一所“亚洲大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包括“地点、财务问题、教职人员和行政管理、学生招收、政府或私人资助等诸问题”。由此可见，在与中国争夺海外华人青年这场战役中，美国政府已经决定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筹建一所“亚洲大学”以便吸引海外华人学生这一方案上。
“南洋大学事件”引发美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联合撰写了“南洋大学简史”备忘录，“行动协调委员会”则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
美国新闻署认为在争取海外华人支持的斗争中“中共比我们更为成功”，并且“在应对中共对海外华人学生的教化战役方面”，美国正面临真正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在考察南洋大学事件后率先提出建议，一是要在台湾建设一所吸引海外华人的高质量大学；二是要在远东地区建设一所基础广泛地向所有亚洲人开放的大学，但前提是要隐藏美国官方的支持，由私人组织出面具体实施。
也就是说，此时美国高层设想中的亚洲高等教育机构，已经不仅为解决华人学生入学问题，而要涵盖整个亚洲。
国防部的“福摩萨大学”加“亚洲大学”方案照例引发行政机构内部的广泛争论，现在能够看到的相关文件就有十多份。
在这些政策讨论中，规划协调室负责人纳尔逊·洛克菲勒于8月18日发出的备忘录最具权威性。洛克菲勒认为，从南洋大学的经验来看，在东南亚成立华文大学是不现实的。只能选择合适的国家成立一所“亚洲大学”，并在该大学内部设立华人学生项目。
他建议可在菲律宾或泰国尝试建立亚洲大学，也可在远东现有学术机构的基础上扩充形成一个亚洲大学。
至于“福摩萨大学”，则可以“扩充台湾现有的教育设施”，或者采取行动减少华人学生进入台湾的限制，以便最终在台湾适当的地方成立一所华人大学。
行政机构内部和驻外机构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对华人学生的项目，特别是台湾项目，太过强调大学阶段的教有而忽略了高中问题，事实上“红色中国在（华文）高中的活动更为集中”。美国国务院曾将有关“亚洲大学”的建议备忘录发送至驻东南亚各地使馆征询意见。
从美驻缅甸使馆的回应来看，当地官员对于成立一所“亚洲大学”表示认可，但从缅甸的实际出发，认为高等教育并非华文教育面临的头等难题，“缅甸急需非共产主义控制的华文中学来与几乎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高中进行竞争”。
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如此之多，以至于规划协调室建议“行动协调委员会”成立工作小组就总体上的“海外华人与美国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一研究到1956年末才最终定稿。其时，东南亚冷战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美国对华文高等教育的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预期中的“亚洲大学”的后续发展情况在官方文件中再也看不到了。
4、香港中文大学的使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大学”项目没有推行下去。尽管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文件，但已有材料显示，美国政府的确依托私人组织在东南亚资助了数个大学项目。
越南的顺化大学就是一所完全由美国私人组织资助的大学。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由科罗拉多大学牵头，美国在曼谷资助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工程研究院。此外，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也曾为香港新亚书院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投入数百万美元，目的就是挽救这场东南亚“教育危机”。
作为挽救东南亚“教育危机”的一部分，美国一直在台湾从事教育援助活动。援外事务管理局及后来取代它的国际合作署、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一直在与各种私人组织合作，尽全力扩大台湾的教育设施，以吸纳更多的海外华人学生。尽管没有成立一所单独的“福摩萨大学”，但国际合作署曾考虑由美国私人组织赞助成立的东海大学来承担其部分职责。
通过数年的努力，美国政府对台湾教育项目的评价是，赴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东南亚华人学生数量不断增长，而选择去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数量则比前些年下降。
数字显示，1951-1952年，“国立台湾大学”和其他六所台湾高等教育机构仅接收了350名海外华人学生。其后数字不断增长，1956年接收华人学生的数量为1400名，教师数量为100名。
到1959年，已经有大约7000海外华人学生在台湾学习，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毕业生人数1957年215人；1958年450人；1959年预计为600人。
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之外，中国香港是美国海外教育的又一关键区域。它被看成“中国以外华人的主要文化中心”。亚洲基金会在香港投入的力度最大，其核心目标群体一直是那些“显示出自由世界所需的领袖潜质和学术潜力的人”。
然而，就青年领袖培训项目来说，亚洲基金会往往并不直接参与其中。亚洲基金会所做的，一方面是“整合和指导当地青年项目，并为地区华人青年领袖活动提供建议和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使用各种隐蔽手段，促成美国目标的实现。
孟氏教育基金会是亚洲基金会在当地最为成功的一个隐蔽项目。其下设“孟氏学生奖学金项目”是为援助那些有希望成为“自由中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也就是说，提升未来“自由中国”领导层的质量必须是项目的主要目标。
孟氏教育基金会有专门的青年项目，提供娱乐、组织和教育机会，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更加专注和有效的思想者和领导者”。
1953年下半年，亚洲基金会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为孟氏学生开设了课外课程，并开展领袖培训项目；1955年，香港成立YMCA青年中心，其主要目标是发掘孟氏学生的潜在领袖能力。
1954年9月1日至1955年8月31日的两个学年，亚洲基金会为孟氏教育基金会提供的资助用于400个奖学金项目，每个项目240港元，即一个学期的学费数额。此外，亚洲基金会还与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共同资助孟氏教育基金会7680港元，用于1954学年的15个青年商会奖学金。
美国在亚洲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成功的举措，是帮助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在香港的所谓“难民学生”和中文书院(“难民”书院)问题。包括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知识分子救援会和许多私人组织都为“难民学生”和中文书院设立了专门的救助项目。
其目标是要培育中文书院发展，“我们要加强他们的教育项目，支持学生获得培训的努力一此种培训将使他们成为有识的自由中国人”。
多方支援之下，1951-1952学年，八所中文书院在册学生人数为772人，1953年则达到1400人。
1954年左右，九所中文书院全部在籍学生人数为2000人（当时香港大学学生只有数百人）。
此时，欲使香港成为中文高等教育的地区中心，以满足中国大陆以外“自由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正是美国决策层的意图。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正集中探讨在世界各个主要区域各筹建一所大学，以促进“自由世界”合作的可能性，因此，推动创建一所中文大学是上下一致同意的目标。
1956年初，亚洲基金会评估认为，在孟氏的努力下香港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联合的条件。很快，平正、华侨、广侨、文化及光夏书院五所合并成立联合书院。1957年，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中文书院又联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目的是促进香港中文高等教育发展，并代表上述三所书院与港英政府协商成立一所中文联邦大学。协会一半以上的经费由亚洲基金会提供，主要为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中承担主要责任。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最终成立，美国文化机构迅速与其建立起学术交流和研究资助机制。在美国官方文件中，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目的被描述为：向“难民学生”提供大陆中国以外的另一个高等教育选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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